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基层沉到一线 以实调研筑牢工作基础******

　　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基层沉到一线

　　以实调研筑牢工作基础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用好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工作方法，打造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更好谋划未来工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基层、沉到一线，扎实开展调查研究，以高质量调研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日前，山东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结合年度重点课题调研成果开展研讨，并交流了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派驻纪检监察组、各市纪委监委的部分调研成果。

　　“省纪委监委制定了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提出4大重点调研方向，建立常态化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工作统筹协调、调查研究成果交流转化等5项调研制度，并明确调查研究纪律作风。”山东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结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调研工作重点向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侧重，不断推动解决制约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据了解，这些调研课题回应的都是当前面临的十分紧要和紧迫的现实问题，既有对党的十九大以来腐败问题涉及重点领域、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专项监督等综合性工作的分析思考，也有对精准问责、村(社区)巡察、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等重点业务的研究梳理；既有对发挥审理部门审核把关和监督制约作用的解剖透视，也有对派驻机构监督执纪办案、国企和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结合各调研组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破解新难题的实际，山东省纪委监委将评选出优秀调研成果印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

　　“市级针对派驻机构本身的专门性业务规范相对较少也比较分散，亟需‘天津版’配套制度”“实践中，派驻机构工作程序、审批流程和内部管理等需进一步优化”……在天津市纪委监委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来自河西、河东区纪委监委和驻市委办公厅纪检监察组等7家市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负责同志，围绕加强和规范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结合联系派驻机构实践中的经验做法、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讨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天津市纪委监委在起草派驻机构工作实施细则过程中，面向全市纪检监察系统118个单位和部门展开三轮调研，收集到意见建议1181条及相关问题73个。“通过深入调研，既系统了解了全市派驻机构改革成效，又准确掌握了派驻实践中在理念思路、改革落实、业务运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制度细化需求，为高质量完成起草任务提供了实践基础。”该市纪委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目前，实施细则已经顺利制定出台，在其中也专门作出了规定，把开展专题调查研究作为“室组”联动监督的重要内容。

　　把坚持问题导向作为实调研和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西省纪委监委深化“三不腐”一体推进，聚焦工程建设领域、国有企业、招商引资等14个专题，开展重点领域反腐败突出问题研究工作，并结合调研情况分类施策。黑龙江省纪委监委聚焦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强农村基层“微腐败”治理、提升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政治监督实效性等一系列贴近黑龙江纪检监察工作实际的内容，开展有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做到研究一个课题、形成一份报告、解决一个领域问题。

　　近日，福建省宁德市纪委监委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农村党员干部信访举报情况，在线上全面汇总梳理的基础上，深入部分县(市、区)田间地头了解真实情况，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查阅案卷资料等方式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发现，当前涉及农村党员干部的信访举报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农村‘三资’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违规处置集体资金，低价出租集体资产，乱发、滥发津补贴；村级工程建设领域，主要表现为项目建设过程中规避招投标，以他人名义承揽工程或将工程项目私分给亲友……”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宁德市纪委监委提出推动监督重心下沉、加强靶向监督治理、深化协作监督机制等具体建议。

　　为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推进基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宁德市纪委监委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乡镇纪委监察组履职“1+N”机制，着力解决部分乡镇纪委主责主业不明晰、履职监督不精准、制度机制不健全、衔接配合不顺畅、能力素质不过硬等短板弱项问题。（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李灵娜）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